这天傍晚，李院长看着堆满半张桌子的档案本，感慨道：“小林，你这不是在开卫生院，是在建一座移动的医院啊。”
林沐阳摇头道：“但这不是降低标准，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苏晓梅正低头填写刘大爷今日的血压记录，闻言抬头一笑：“而且，病人对自己能够恢复健康更有信心了，也不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的确，过去村民生病，要么硬扛，要么拖到快不行才来。
如今，医生定期上门，家属学会护理，连药都按周配送。
医疗，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农家的灶台与土炕。
而这一切，完全是始于眼前这位年轻人的抉择。
月底，县卫生局派人暗访，看到刘大爷家墙上贴着护理流程图，床头放着巡诊记录本，老人精神矍铄地给检查组唱山歌，震惊不已。
回程路上，那人对同伴说：“红旗卫生院，怕是要出大名了。”
此时的林沐阳并不知道，这份“家庭病床”方案，将在半年后被省厅列为基层医疗改革试点；更不会想到，多年后，它会成为国家“分级诊疗”制度的雏形之一。
他只知道，今晚还要去西埫村，给新加入的糖尿病老人测血糖（用尿糖试纸替代）；明天要教王婶的儿子识别心衰早期症状；
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医道无疆，不在高楼，而在田埂。
1985年1月23日，下午。
红旗公社卫生院后院，林沐阳的小屋。
他刚从西埫村巡诊回来，正用热水洗手擦脸，忽然看到李院长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封信。
“市里来的，你的信。”李院长递过，“看邮戳，是市人民医院的。”
林沐阳心头微紧。
自调离以来，市人民医院从未与他主动联系过，他也只是和同学借过一次药。
他拆开信封，熟悉的字迹跃入眼帘，竟然是主任陈国华写的。
信纸泛黄，字迹却力透纸背：“沐阳：今有一例复杂肠梗阻患者，术中发现‘全小肠扭转坏死’，已切除大部分小肠，仅余不足50厘米。术后无法经口进食，静脉补液仅能维持数日。患者系钢铁厂劳模，家属及厂方施压甚巨。”
“我记得你曾提过‘肠外营养’概念，是否有可行之法？若不便，我亦理解。此非强求，唯不忍见其饿毙于病床。”
落款：陈国华”
信末另附一行小字：“粮票十斤，随信寄上，勿推辞。”
林沐阳的手微微发颤。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短肠综合征。在198年初的中国，没有脂肪乳剂，没有氨基酸注射液，没有标准化静脉营养配方。
患者若无法吸收营养，不出两周，必因多器官衰竭死亡。
而“肠外营养”（TPN），这一在西方已临床应用十余年的技术，在国内尚属禁忌。不仅无药可用，更无操作规范，一旦失败，医生将承担全部责任。
林沐阳真的有些犹豫，若是回去帮忙调配肠外营养液，自己可能会再次被打上“违反规范”的“罪名”。
而且，赵立民正虎视眈眈，若他在治疗过程中稍有闪失，必被扣上“擅自操作”“草菅人命”的帽子。
可若是不回去，一个活生生的人，必定会在绝望中活活饿死。
夜幕降临，煤油灯下，他反复翻看那封信。
陈国华语气克制，却字字透着希冀。
“不忍见其饿毙”，这不像一个外科主任的话，更像一个老医者的哀求。
“噔噔！”这时，敲门声轻响。
苏晓梅端着一碗热粥进来，见他神色凝重，轻声问：“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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