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三楼第七会议室，上午九点整。
林万骁在靠北的主位坐下时，能感觉到十二道目光同时落在他身上，审视的，探究的，也有几分不易察觉的疏离。
这是他就任发改委副主任后，第一次召开分管司局联席会议。坐在他左手边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周振华，五十五岁，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的眼神锐利如手术刀；右手边是区域发展司司长李春梅，唯一的女司长，五十二岁，短发干练，面前摊开的笔记本已经记了几行字；对面是产业发展司司长赵立军，最年轻的司长，四十八岁，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
三位司长身后，各坐着两名副司长和关键处处长。整个会议室里，除了林万骁和他的新秘书小陈，其余人至少在国家部委工作了十五年。
“各位同志，我是林万骁。”他开口，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根据组织安排，我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发展、产业发展三个司的工作。今天请大家来，一是见面认识，二是听听各司近期重点工作。”
礼貌性的掌声响起，不热烈，也不敷衍。
周振华第一个发言：“林主任，欢迎您到任。固定资产投资司目前正在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监督，二是重大工程项目审批流程优化，三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这是近期要上主任办公会的三个项目清单。”
他推过来三份文件，每份都厚得像砖头。林万骁翻开第一份，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数据让他瞬间想起在西明时看过的全市经济报表，但这里的数字单位是“亿元”，涉及范围是“全国”。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今年中央投资320亿，涉及47个项目，目前执行率62%。”周振华语速平稳，像在背诵，“问题在于，吉林两个项目因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停滞；辽宁一个项目设计变更导致超概算；黑龙江...嗯，具体问题在附表三第21页。”
林万骁翻到21页，看到长达三页的问题描述和专业术语。他抬起头：“周司长，能否简要说说，这三个省问题的共性原因是什么？”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周振华推了推眼镜：“林主任，每个项目情况不同。吉林是财政困难，辽宁是前期工作不扎实，黑龙江是协调机制不畅。我们已分别发函督办，要求限期整改。”
“发函之后呢？”林万骁问，“如果地方确实有困难，我们除了发函督办，还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让周振华停顿了两秒：“按照程序，我们会跟踪整改进展，逾期未改的，将扣减明年投资计划额度。”
“扣减额度能解决问题吗？”林万骁继续问，“财政困难的地方，扣了钱不是更困难？”
气氛有些微妙。几位处长交换了眼神。
李春梅适时接话：“林主任，这个问题涉及区域政策协调。我们区域发展司在研究东北振兴新举措时，确实考虑了财政可持续性。但投资司有投资司的规矩，项目执行不力，必须要有约束手段。”
这话听起来是解围，实则把皮球踢了回来，看你怎么协调司局之间的“规矩冲突”。
林万骁点点头，转向赵立军：“赵司长，产业发展司这边呢？”
赵立军打开面前的平板电脑：“我们正在制定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核心矛盾是：环保部和工信部要求提高技术标准，但车企反映成本压力太大；地方希望继续给补贴，财政部要求退坡；充电设施建设又卡在电网接入和用地审批...”
他调出一张关系图，线条错综复杂如蛛网：“这是十四部门会签意见汇总，红色是反对或重大修改意见，黄色是有条件同意，绿色是无意见。您看，红色占40%。”
林万骁看着那张图，想起在西明时推动智慧口岸建设，最多也就协调五六个部门。而这里，一张产业政策图就牵扯十四部门。
“分歧最大的三点是什么？”他问。
“第一，电池能量密度门槛定多少。第二，补贴退坡时间表。第三，充电桩建设责任主体。”赵立军说，“每一点背后都是部门利益和地方诉求的博弈。”
会议进行了两小时。三位司长轮流汇报，数据精准，条理清晰，但林万骁能感觉到那层无形的隔膜，他们用专业术语和数据筑起高墙，既是在展示能力，也是在划定边界：这里是部委，规则至上，地方那套“特事特办”行不通。
会议结束时，周振华最后说：“林主任，下周三要开今年第三次主任办公会，审议十七个项目。您分管的三个司有九个项目上会，这是材料清单。”
又是一沓文件，目测超过五百页。
“这么多？”林万骁忍不住问。
“都是必须的。”周振华语气平淡，“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评估、用地预审、环评批复、规划选址、资金证明、部门意见...少一样都过不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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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万骁翻了翻最上面一份，某中部省份大数据中心项目，光是第三方评估报告就有七份，从技术、经济、社会影响到网络安全、碳排放、就业拉动，事无巨细。
“这些评估，真的都有用吗？”他问。
周振华看了他一眼：“林主任，这是程序要求。去年巡视组刚提过意见，要求重大项目审批必须‘要件齐全、程序合规’。少一份材料，就是风险。”
话说得很明白：按规矩来，别想“简化”。
中午，林万骁在机关食堂小包厢吃饭，对面坐着办公厅副主任杨忠伟，一位在发改委工作了三十年的“活字典”。
“林主任，感觉怎么样？”杨忠伟笑着问。
“信息量很大。”林万骁实话实说，“半天看的文件，比在西明一周还多。”
“正常。”杨忠伟给他夹了块排骨，“你在地方，是划船的，盯着自己那条河就行；在这里，是修河道的，得知道全国每条河的深浅、宽窄、水流急缓。一开始肯定不适应。”
“周司长他们...好像不太愿意说‘人话’。”林万骁斟酌着用词。
杨忠伟笑了：“不是不愿意，是不会了。他们在这栋楼里待了二三十年，每天打交道的就是文件、数据、程序。久而久之，思维就数据化了。你看周振华，他能背出过去十年每笔中央投资的执行率，但你要问他某个项目工地上的工人午饭吃什么，他答不上来。”
“这有问题吗？”
“看怎么说。”杨忠伟放下筷子，“从管理角度，精准是好的；但从政策制定角度，可能失之偏颇。所以中央强调要‘接地气’，可怎么接？司长们一年下基层调研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
他顿了顿：“林主任，你从地方来，这是你的优势。但也要注意，部委有部委的生态。你想改变，不能硬来，要找到切入点。”
“什么切入点？”
“找一件具体的事，不大不小，既能体现你的思路，又不至于触动太大利益。”老杨压低声音，“我建议你，从‘项目评估报告质量’入手。现在第三方评估走形式的多，你真抓一下，既符合程序要求，又能挤出水分。关键是，这活儿不招人喜欢，你抓了，司里反而会觉得你‘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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