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了这一步，此次以皇宫修缮案为表现形式的权力斗争，就已经在事实层面进入垃圾时间。
沈一贯期待的心学派大团结倒是的确实现了，但他以为靖难系勋贵能够看在双方“合作”多年的份上，坚定的与心学派保持一致，形成两派联手对抗实学派围剿的大好局面，这一条却是彻彻底底地惨遭失败。
勋贵与流官，二者的权力来源虽然都是皇帝，但获取方式却是完全不同。这些世袭的勋贵，获取权力看的是祖宗功业、个身行几。比如徐弘基他家祖宗是徐达，他又是自己父亲的嫡长子，那他生来就是准备袭封魏国公的，只要自己不作死，这魏国公跑不了他的。
流官就不同了，你祖宗本事再大、功劳再多，只要你自己考不上进士，一切还是白搭——除非你愿意恩荫那几个混日子的闲官。
恩荫官怎么说呢，也有混得不错的，离中枢不算远。比如高务实的亲弟弟、高拱嗣子高务观，他荫官正六品尚宝司司丞，这就是文臣荫官的最高标准，但这辈子不用想升官。
本来尚宝司丞往上还有尚宝司少卿、尚宝司卿，但这两个职务属于尚宝司的“堂上官”，是不能用荫官任之的，只能用进士任之。所以，即便高务观干得再好，或者他亲哥高务实权力再大，高务观都不能升官了，尚宝司丞或者平级的各部衙属官就是他的顶点。
当然，如果他辞官去南疆，那情况自不相同，但这就不必细论了。
总之，世袭勋贵乃是“天生贵胄”，只要不闹到让皇帝觉得不处理你就要天下大乱，那你的日子就坏不了，往上虽然有五军都督府某都督这个天花板，但你下限高啊！因此，勋贵们只要脑子没进水，通常是不可能和皇帝顶牛的。
相反，他们倒敢和皇帝之外的任何个人顶牛。比如历史上万历中后期袭封的第七代英国公张维贤，就敢完全无视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魏忠贤听下面人报告说英国公当众折了他的面子，他嗫嚅半晌，最后也只能说算了算了——人家只要不造反，你权力再大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祖宗之力。
不过，勋贵虽然自带闪避BUFF，却也不敢对抗文官集团，比如高务实当年还在兵部戎政侍郎位置上的时候，勋贵们就对他非常客气了。这并不是因为戎政侍郎管京营所以高务实就牛逼，而是因为高务实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实学派党魁。
勋贵不怕高务实个人，但怕实学派这个文官内部的大集团上来打群架——若是一天几十道奏疏弹劾，任你哪个勋贵也吃不住，就算爵位不一定会丢，但肯定要被皇帝叫去痛斥，这就很难说下场如何了，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高务实客气点总没错。
说回文官，文官不太怕勋贵，反而容易被特别受皇帝宠信的大宦官限制。这里其实是个三角关系：皇帝既需要武臣勋贵充当震慑天下的那把刀，又需要文官来限制武臣勋贵的实力以免反过来威胁到皇权，那就需要创造另一派力量来限制文官，于是推出宦官来做白手套专门打击文官。
由于宦官的“天然使命”就只是打击文官，所以皇帝不会容忍他们对勋贵瞎出手，于是勋贵又可以反过来只把宦官当奴婢看……这个循环一搞成，皇帝本人就摘出去了，可以随时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让自己永远处于最超然的地位，成为最终裁决者。
你们仨去玩蛇咬尾的游戏好了，谁想占得上风都要来求朕。这就是这套权力游戏的根本逻辑，也就是英国公可以不鸟魏忠贤，但靖难系勋贵却要巴巴地讨好高务实的原因所在。
当然，打破这个逻辑的牛人也有。比如崇祯一上台不只是干挺了魏忠贤，他是直接把宦官这个权力派系都干挺了，于是只能自己冲杀到第一线。他杀的文臣之多简直直追朱元璋，可惜没什么鸟用，除了让文官们逐渐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局势不利就转投李自成甚至鞑清之外，崇祯圣君什么好也没讨到。
所以说，嘉靖虽然毛病很多，但有一点他认识得很对：你问他什么是道？“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也就是《周易·艮》中所说的“思不出其位”。
崇祯就是不懂这个道理，非要把权力运转逻辑打破，于是天下间的有心人就只好通过物理手段再重置一次权力运转逻辑了。
高务实的改革措施固然很多，但都是在权力正常运转的体系内去做的。比如他在戎政侍郎的位置就搞京营改革，在户部尚书的位置就搞财政改革，等当了首辅，就开始调整朝廷的政治格局……他当年科举，本经就是《周易》，自然知道“思不出其位”的道理，只不过他往往是在“不出其位”的框架下顶格去做罢了。
南京皇宫修缮案本质上就是高务实借一次工程弊案进行政治格局调整，目的就是借着皇帝此前搞出的孔庙事件余威彻底压制心学派，在朝堂上形成实学主政的大势，进而为最后的改革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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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看来，高务实这么做无非是要独揽朝政。这话虽然没错，但对得也不多。独揽朝政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他要的是继续改革，而且不是具体的某一项改革——包括科举改革。
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都不能算高务实的最终目的，他的根本目的大到这个时代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也根本想象不到，甚至就算高务实当面告诉他们，他们也未必能够理解。
他要干什么？他要改变此前中国历朝历代“统治只是为了统治”的死循环，换成“统治是为了社会发展”的无限延伸。
后人常说，封建王朝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延续统治，历朝历代都会为此总结前朝教训，但往往陷入类似的治乱循环。比如秦亡于严，于是汉亡于宽；唐亡于藩镇，于是宋亡于兵弱……
虽然总的来看，随着时间发展，政治制度确实有些许进步，但根本目的既然错了，终归逃不出这个窠臼。当一个王朝的最高目标就是延续统治，它就难免会害怕任何变化，甚至在遭遇某些时候会选择复古——比如朱元璋的诸子分封制。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这是没有出路的。他本经是《周易》，读《周易》读出来的核心观点其实就一句话：世界永远在变化，所以人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不过，道理好懂，事情难办。你怎么观察世界的变化？世界变了什么、变了多少，你要如何改变自身、改变多少，去适应这种变化？
高务实当然也想了很多，最终的观点是：以上问题都很难，那不如让“我”成为最大的变化。我最先变，所以别人都得随我而变。
换在朝廷治政来说，就是我自己不断改革、不断发展，那我就是最大的变化之力，世界各国都只能跟着我的变化来适应我。
这个道理就好比是英国工业革命了，生产力开始碾压世界各国，于是各国也只能纷纷跟进，开始争夺“变化权”，进而推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
不过在高务实看来，英国其实是非常“德不配位”的。这个国家在道德上大缺大德，在实力上国小民寡，其实不足以形成巩固的世界格局。它靠着工业革命的伟力和广大殖民地的血泪维持了两百年霸权(不是四百年)，但最终还是会走到穷途末路，泯然众国之中。
真正要形成稳定的世界体系，其核心国家必然需要三个前提：广土，巨族，同心。
说人话就是：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举国同欲。
且不说后世如何，高务实环顾当今世界，能有这个基础的国家其实只有大明。后世所谓世界三大宝地：北美、欧洲、东亚，先不说那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就说此刻——欧洲，分裂惯了，没有统一的可能；美洲，殖民者刚到，发展刚刚起步，人口极其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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