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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官员迅速占据了要职，其中便有如今在松山书院当山长的方敦孺。当时的方敦孺本是御史台的一名言官，因为敢言敢谏而名声大躁，被谏入政事堂任参知政事，风头一时正劲，颇有为相之势。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宰相冯子岳因病辞世，当很多人都以为方敦孺有望拜相的时候，先皇却重新启用了吕中天为相。
这下可真是热闹了，政事堂中的不少人当初正是弹劾吕中天的人，而吕中天的重新回归注定了朝中的不平静。这一次吕中天似乎在经历了一年的沉淀之后老练了许多，他毫不留情的清洗了政事堂中的异己。一批政策在他上台之后被立刻废止。为此，方敦孺据理力争，但吕中天不为所动。
虽然方敦孺在圣上面前还有发言权，但很明显，圣上更倾向于吕中天。在此情形之下，方敦孺选择了辞官归隐。虽然朝中众多人挽留，甚至先皇本人也挽留方敦孺，但方敦孺的脾气宁折不弯，他还是离开了京城回到了杭州，创办了松山书院，从此不再去过问朝廷之事。
这也从客观上让吕中天的权力得到了巩固，吕中天重新的掌控了政事堂，迅速掌控了局面。
对于郭冰而言，这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何况之后身为太子的兄长又娶了吕中天的女儿为侧妃，郭冰明白，吕中天已经非他所能撼动。
二十年前，利用杭州府匪患作乱的契机，郭冰终于说服了先皇离开京城来杭州剿灭匪患，稳定局面。郭冰以退让的方式离开京城，既是避免和吕中天发生冲突，同时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而吕中天显然并不想放过郭冰，他在先皇面前便直言藩王离京的诸般不妥之处，但先皇显然是洞悉了二人之间的矛盾，不愿二人势成水火，故而不为所动。同时，郭冰也争气，在杭州剿匪成功，将一群悍匪赶下了大海。并以防止海匪卷土重来的理由请求坐镇杭州，先皇也顺水推舟的同意了此事。
此时，朝中枢密使杨俊的崛起，成为了吕中天的强劲对手，吕中天不得不暂且放下此事，将精力转移到杨俊身上。而在这两人的争斗之中，郭冰明智的选择了中立，因为他不能和杨俊联手，他知道那么做会葬送自己。藩王和枢密使站在统一战线，那会逼得圣上出手，自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决不能掺和其中。但郭冰知道，吕中天从没忘了他。
吕中天的后两次短暂的辞相也正是拜杨俊所赐，双方其实互有胜败，只能说吕中天稍占优势。那两次短暂的辞相也是以退为进的举措罢了。
鉴于和吕中天之间的这种种的纠葛，在立太子之时上郭冰不能沉默。谁都能当太子，唯独淮王郭旭不能。哪怕不是大皇子郭冕，那也绝不是郭旭，否则一旦郭旭即位，梁王府便将遭灭顶之灾。无论如何，郭冰都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这也正是郭冰闷闷不乐心绪不宁的原因。
其实，自己也枢密使杨俊联手的话，未必不能将晋王送上太子宝座，毕竟于情理和祖制上，己方占据制高点，会有一大票人追随。但问题在于，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站队晋王，支持晋王的话，很可能跟皇兄的意见相左。虽然立长是规矩，但很明显皇兄是属意于淮王的。这些态度多多少少也有些流露出来。再加上吕中天在旁游说，事情将很棘手。公然和皇兄作对，不仅破坏了郭冰这些年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更是会招惹来无妄之灾。
但如果自己不和枢密使杨俊站在一起的话，怕是杨俊一人难以支撑。虽然杨俊也不是好惹的，他是出了名的铁血枢密使，在二十多年前的彻底剿灭西夏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一举荡平西北，是朝中的中流砥柱。但面对的是皇兄和吕中天两人，他恐怕还是难以应付。他是武将出身，本身就对文臣号召力不够，这会影响朝中其他人的决定，无法形成足够的力量。
郭冰很是焦虑，也很是难以定夺。但好在立太子的事还只是风闻，圣上显然也明白这件事会引发风波，他似乎也并没有决定立刻进行此事。故而此事虽然棘手，但却还有时间。也许两三年时间也未必能真正的提上台面来，这正是圣上一贯的风格。
皇兄行事，喜欢先放出风来，暗中观察动静，然后在针对性的行事。郭冰认为自己暂时不要跳出来，不要暴露自己的想法，到时候再见机行事。即便皇兄当面询问，自己也要打马虎眼，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