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反驳了她的“宣泄优先论”，“宣泄”只是起点，如果把它当作终点，文艺就只能让人站在当下哭，而永远想不到去搬第一块砖。
第二个方面，鲁树再次重申了关于“根”的定义，他认为真正的“根”不是儒家教条，而是人民在千年苦难中传下来的朴素力量：对土地的眷恋、对家庭的守护、“再难也要活下去”的韧性。这些东西不在《论语》、《孝经》里，在母亲的针线、父亲的背影、邻居端来的一碗粥里。
其三，鲁树论证了“现在寻根”的必要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正因为伤痛还没愈合，人民才更需要知道：我属于一个从未被真正击垮的民族。只有找到这个“根”，伤痛才不会变成绝望，这是比“宣泄”更高层次的回应。
最后，他明确了文艺的使命，文艺不应该是“伤口展览会”，而是在当下为人民找到一条通往明天的路。宣泄只是让人民哭出来，“寻根”才让人民知道哭完之后往哪里走，而后者才是真正的负责。
洋洋洒洒的一千多字，在鲁树笔下形成，可鲁树并没有懈怠，他要借着这股子劲，一次性全写出来。
既然别人已经发起了针对他《情书》冲锋的号角，那他就有必要狠狠地还击回去。
将写好的稿子放到旁边，鲁树拿起钢笔写起了另外一篇。
《美，从来不是对真相的背叛——答石坚》
树哥儿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美”并不是对真相的背叛，一个在苦难中依然选择“活下去”的人，她站起来的样子比她蹲着哭的样子，更接近真相。
他在文章中写到，是不是一个人只要写够了苦，那他的作品就是“真实”的；是不是一部作品只要不写苦，就是在“粉饰太平”？
文学作品到底是不是只有一种写法？
一个活在苦难中的人，他每天醒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我今天该怎么哭”，还是“我今天该怎么活下去”？
淑柔的丈夫走了几十年，她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她当然挨过饿、当然绝望过、当然在深夜里哭过。
但她哭完之后，第二天还是要起来烧火、煮饭、下地、养孩子。她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想过“我的苦难是什么”，她只想着“孩子的鞋破了，得补一补”。那些哭的瞬间，她早就忘了，或者她根本不想记住。
所以情书写的不是她“怎么哭”，而是她“哭完之后怎么活”。坚韧、不内耗才是淑柔最伟大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在很多人身上都有。
至于石坚说南枝的苦难被过滤了，只留下了无私和高尚，树哥儿是这样在文章中回应他的。
南枝替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写信寄钱18年，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不是高尚两个字能说清楚的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图什么？她难道不知道自己多管闲事、自己惹麻烦、自己吃力不讨好？她知道。但她还是做了。
18年，一封信一封信地写，一张钱一张钱地寄。她不伟大，她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她觉得自己应该做的、很普通的事。
她的苦难，就是那18年里的每一封假装丈夫口吻的信。
为什么会认为这是苦难？鲁树在文章中写下了一个灵魂提问，一个人要多么孤独、多么需要一根能让她抓住的东西，才能坚持18年去扮演另一个人？
不写那些哭的场面，是因为一个人真正的坚韧，从来不是他哭得有多响，而是他哭完了之后，还能站起来把该做的事做完，这才是“根”。
不是那些破碎的、带血的、展览给外人看的伤口，而是那些被碾碎之后依然没有断掉的东西。只有把这种东西写出来，人民才会在苦难中看见自己，不是看见那个“正在受苦”的自己，而是看见那个“苦了半辈子、但从来没有趴下”的自己。
带泥带血的根，从来不在地上展览伤口，它在地下，悄无声息地往深处扎，撑住整棵树。
只看那些伤口，却看不见伤口底下还在生长的东西，那就永远找不到真正的“根”。
“美，是对真相的背叛”。可一个绝望的人，他可能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你很惨”，他自己比你清楚。
他需要有人告诉他：“你站起来的样子，比你蹲着哭的样子，更像一个人。”
这才是文学该做的事。不是展览伤口，而是在伤口上，让人看见光。
两篇文章，两千多字。
李紫云和石坚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鲁树的两篇回击文章，却依旧是紧扣主题，他牢牢地抓住了自己的寻根文学理论。
《情书》就是这样，读者们能够从小说中读到淑柔的坚韧，读到小说中的情义，从而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共鸣。
《变脸》也是如此，处处是苦难，可最终变脸王也没有屈服，这也是一种坚韧。
一味地宣泄下去，最终就会变成反思，反思过后心中空虚，就又得去寻根，可那时寻的不过是死根了。
鲁树只是把这些给提前了，去寻他觉得对的“根”，因为这些根所表现出来的，是可以和人民对应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