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需要拉拢多少中央委员，只要他的想法能被大多数人认可就足够了，国家是由人构成的，监察只要民众不叫停，军队不乱，那便可以继续。
毫不夸张的说，等时间过渡到1925年，斯大林带着一脸铁青从新西伯利亚返回时。
叶戈尔恢复到了1921年其宣布新经济政策执行时的影响力。
不过讽刺的是，他这一次被支持的原因，恰恰是要推翻或者说革新他所宣布的新经济政策。
一切的发起者，一切的吹哨人。
二月，在哪怕连布哈林也从乌克兰等地返回后，叶戈尔还给予了季诺维也夫最后一次机会，以朋友、同志、甚至是下属的方式规劝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我希望我们能像朋友一样亲密，我尊重您就像尊重列宁同志，我承认我对您做过很多不成熟的错事，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我想请您为了革命，为了这个国家的前程，团结在一起，就像列宁同志曾在时一样。”
但叶戈尔还是错估了最难预测的人心。
季诺维也夫不但没有考虑他的建议，反而将这封信公布了出去。
在三月也就是十四大前的列宁格勒党组织常会中，将叶戈尔标上了托派分子的帽子，并将之前与叶戈尔的理念冲突完全公开化。
写进真理报的最激进的一句话便是，
“我们要将那个被宠坏的孩子，那个摒弃列宁思想，拥抱托洛斯基主义的坚定托派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
曾点名要让托洛斯基在监狱度过一生，被斯大林批评有些太残暴的人，此刻却成为了坚定的托洛斯基主义者。
这些事自然瞒不过叶戈尔。
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室的窗前只剩下一声良久的叹息。
窗面被热雾漂白，将倒映着叶戈尔的镜面，染的模糊。
这声叹息并不是叶戈尔在迷茫这个国家的未来，而是他的惋惜今后再难于季诺维也夫以同志相称。
叮铃铃——
电铃声响起，话筒在桌上颤了颤最后被叶戈尔接起。
“喂？叶戈尔同志，集体化如你所说，必须立刻马上成为党内外讨论的重心！”
斯大林的声音有些发颤。
他甚至有些难以想象叶戈尔是怎么保持冷静的。
“不斯大林同志，我们要下缓药而非狠药，步子迈的太快是会踩进泥坑的。”
电话挂断，两人都没有提季诺维也夫。
喝一口松针茶，其实真正让叶戈尔对季诺维也夫失望的并不是一次又一次给予的机会。
而是在前世他的印象中，季诺维也夫之所以反对斯大林极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农村问题，可现在明明自己提出了季诺维也夫会认同的观点，对方却依然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就说明，季诺维也夫的一切理论已经不再有任何可取之处，对方已经彻底沦落成了为了权力可以反对正确道路的机器。
当然叶戈尔更清楚，这是他在说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