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位说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刘广志认真地说，“您对农村问题的见解，很多人都佩服。上次他来，不也请教您东南防务吗？”
李宇轩没有接话，但眼中闪过一丝波动。
六月八日傍晚，功德林的广播里传来了那位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摘要。李宇轩坐在房间内，仔细聆听着每一个字。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广播声在安静的院落里回荡。李宇轩闭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这是他在德国留学时养成的思考习惯。
“土地改革、工商业调整、机构精简……”他低声重复着，“抓得很准。战后经济恢复，这三者确实是最关键的。”
他想起了1931年自己在西南主政时推行的经济建设计划，也曾尝试过整顿工商业、精简机构，但最终在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步履维艰。如今共和凭借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革命胜利的威望，或许真能做到他当年想做而未成之事。
广播继续：“……必须稳步前进，调节同各个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李宇轩睁开眼睛，若有所思，“这倒是与苏联不同。华夏资本家数量少、力量弱，但技术和管理经验确实是现在急需的……”
房门被轻轻敲响，刘广志拿着一份文件进来：“景公，这是全会报告的全文，那位让我带给您看看。”
李宇轩接过文件，封面上印着《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翻开第一页，他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映入眼帘——这是原件的手抄本。
“这……”他抬头看向刘广志。
“他说，您曾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参与者，又长期主政地方，想听听您的看法。”刘广志真诚地说，“不是正式征求意见，就是朋友间的交流。”
李宇轩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我看看。”
那一晚，他房间的灯亮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