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涛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两人在走廊尽头分开，各自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方向。
胡步云回到办公室，立刻让龚澈通知李碧君和于洋飞过来一趟。
他需要尽快掌握那几家电池技术企业的详细情况和面临的潜在风险。
郑国涛则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望着窗外。
数据复核的结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坚持的“规矩”和“真实”，但这种证明，却是在胡步云主导的框架下被呈现和肯定的，这让他心里那份“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又加深了一层。
他拿起内线电话，接通秘书：“请黎主任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扶持政策梳理报告送过来。”
他不能沉湎于情绪，至少在专业领域，他必须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是他在当前格局下，所能抓住的最实在的东西。
北川的局势，就在这尘埃未定却又不得不前行的微妙平衡中，继续向前滚动。
每个人都像是戴着一副无形的面具，在既定的角色里，演绎着合作与博弈交织的复杂剧情。
京都文件的墨迹仿佛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将北川官场某种躁动的气息暂时压了下去。
表面上的波澜不惊，底下却是各方势力在新的格局下，更加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步调和算盘。
胡步云和郑国涛之间那种被文件固化的“临时搭档”关系，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刻板的“公事公办”模式。
会议桌上，两人就事论事，意见交换简洁明了；文件传批，流程顺畅，批示规范。
没有多余的寒暄，也少了之前的暗中较劲，仿佛两台精密仪器在预设好的轨道上协同运行。
这种过于正常的表象，让程文硕这类习惯了在风浪里识别方向的人，感到有些不适，私下里嘀咕：“这俩人现在客气得像刚相亲的，反倒让人心里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