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先沉不住气，谁先想搞一搞对方，谁就可能先出局。
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使得北川的领导班子，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景象。会议上的争论少了，相互补台多了；文件流转顺畅了；需要协调的事项，往往胡步云一个电话，郑国涛那边就全力推进，反之亦然。
下面的干部们看着这两位大佬步调一致，虽然心里明镜似的，但也乐得在这种“和谐”氛围下干活，至少不用像过去那样，时常要琢磨站队问题，生怕踩错了线。
但这种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的是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胡步云回到办公室，常常独自站在地图前，久久不动。
郑国涛批阅文件时，也会偶尔走神，下意识地推敲着京都可能的人事考量。
他们都在这短暂的、不知持续多久的空窗期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等待着那只最终落下的靴子。
北川的政局，在苏永强离开后，进入了一段极其微妙的时期。省委书记的位置空着，像宴会主位虚悬，让坐在两旁的人不得不更加注意自己的举止。
各种猜测在浩南市的茶余饭后悄然流传，但省委大楼里的运转，反而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顺畅和“团结”。
一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讨论到一项关于提高省内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标准的政策。
这份政策草案由省发改委牵头，黎明亲自汇报，其中不少条款借鉴了胡步云在和怀、长乐等地调研时提出的思路，补偿力度和覆盖范围都比以往有较大提升，意味着省财政需要拿出更多真金白银。
几位分管经济、财政的副省长面露难色，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当前财政压力下，如此大幅提高标准是否过于激进，是否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投入。
会场一时有些沉闷。
郑国涛坐在主位，耐心地听完所有反对意见，手指在光滑的会议桌上轻轻点了两下，然后开口：
“同志们，生态补偿，不是简单的财政支出，是对我们过去发展欠账的偿还，更是对北川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这份方案，我和步云书记前期有过深入沟通，我们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力度是必要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