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必须双线作战，既要应对来自明处的“规则”挑战，也要防备来自暗处的“匕首”偷袭。
梁文渊的这份报告，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虽然未能掀起巨浪，但其扩散开的涟漪，却让北川本就微妙的政治生态，更加波谲云诡。
郑国涛借力打力，胡步云双线反击，下一轮的碰撞，似乎已不可避免。
郑国涛站在办公室的巨幅北川省地图前，目光没有落在胡步云标志性的浩南都市圈上，而是像精确制导的导弹，锁定了几个不起眼的“点”：
西部某个因“光伏扶贫”试点而获得新生的贫困县，东部一个因传统产业凋敝而陷入困境的老工业区，以及南部一个因“金鼎案”余波仍未完全恢复元气的县域。
他来北川之前，与胡步云素昧平生，更无私怨。
但在京都接受任命谈话时，一位领导语重心长的话言犹在耳：“国涛同志，北川这几年发展很快，势头很猛，这是成绩。但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风险，‘金鼎案’是表象，根子在于发展方式、政商生态可能出了问题。派你去，就是要你用你在东部历练出的经验和眼光，帮助北川校准航向，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也更安全的发展。要敢于碰硬，也要善于团结。”
这番话，为他此行定下了基调。
他不是来摘桃子的，而是来“校准航向”的。
而胡步云，这位在北川掀起改革风暴、创造了“北川速度”的强势副手，其主导的发展模式，恰恰是京都层面希望审视和“校准”的核心。
他之所以和胡步云针锋相对，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
一是发展理念的根本冲突。 郑国涛来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完善的沿海地区，他深信“规则”和“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政府的作用是制定公平规则、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管控系统性风险，而不是亲自下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更不是依靠某个强人通过“特事特办”来强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