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
阿姆斯特丹，绅士运河区。
索罗斯的私人住所藏在一排十七世纪老宅子中间，外墙是暗红色砖，窗框刷了白漆，门口没有门牌号。
陈默到的时候，天还没全黑。
运河上停着几条游船，水面泛着橘色的光。
他穿深灰西装，带了一个人——上次日内瓦那个负责宏观的华裔分析师。
门开了，一个穿黑色马甲的管家把他们领上二楼。
客厅不大，但天花板很高，挂了一幅蒙德里安的真迹，红黄蓝三色方块。
已经到了四拨人。
德鲁肯米勒在窗边跟人说话。
老虎基金的罗伯逊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威士忌。
伦敦来的两家基金代表凑在餐桌旁，正看一份图表。
那个南非口音的风控官站在角落，手插在裤兜里。
还有一个人——摩尔资本的路易斯·培根。
四十出头，棕色头发，穿一件剪裁考究的浅蓝衬衫，袖口卷了两道。
陈默跟他握手的时候，注意到他右手食指一直在轻轻抖。
八点半。
索罗斯从楼上下来。
白衬衫，深色西裤，精神很好，走路稳当。
六十七岁的人，看着不像。
他扫了一圈客厅，目光在陈默脸上多停了一秒。
“磐石，来。”
索罗斯招手，走到阳台。
陈默跟过去。
运河上一艘游船经过，船头亮着灯。
索罗斯靠在铁栏杆上，看着水面。
“你在华尔街几年了？”
“七年。”
“七年做到独立管理十几亿的盘子，不容易。”
陈默没接话。
索罗斯转过身，看着他。
“香港打完之后，我希望你能管我旗下亚洲策略的一部分资金。规模不小。”
“感谢您的信任。”
“不是信任。是你值这个价。”
索罗斯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回了客厅。
陈默在阳台上多站了三秒，才跟进去。
晚宴九点开始。
长桌上摆了荷兰本地菜，烤鲱鱼、炖豌豆汤、小牛排。
酒开了三瓶，两瓶勃艮第，一瓶莱茵高。
气氛松弛，没人谈正事。
罗伯逊讲了个高尔夫球场上的笑话，全桌笑了一回。
德鲁肯米勒跟伦敦的人聊赛马。
索罗斯偶尔插一两句，多数时间只是听。
陈默也听。
听得很仔细。
罗伯逊喝到第三杯的时候，话多了。
“乔治，说句实话，我对时间窗口有点顾虑。八月中旬打，美联储那边要是突然放鸽，全球风险偏好回升，我们的空头成本会上去。”
索罗斯没回答。
德鲁肯米勒接了话：“朱利安，美联储的会我们盯着呢，不会有意外。”
罗伯逊耸肩：“我只是说万一。”
伦敦那边一个基金经理也开了口：“我们这边也有压力。伦敦的监管最近在查跨境衍生品头寸，时间拖越久，风险越大。”
另一个伦敦人跟着点头：“最好速战速决，三天之内收网。”
陈默把这些话一个字不漏地记在脑子里。
罗伯逊对时间窗口有顾虑。
伦敦两家怕监管查。
六方联盟，四方有杂念。
真正铁了心往前冲的，只有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
十点二十分。
摩尔资本的路易斯·培根接了一个电话。
他起身走到走廊，声音压得很低。
陈默坐在桌边，切小牛排，余光扫到培根的背影。
两分钟后，培根回来了。
脸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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