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四年(197年)三月中旬,赵云率领的华朝第一路军抵达南郡与南阳郡交界处的襄阳城下。
襄阳,荆州治所,坐落于南阳盆地南部与江汉平原北部的交界处,地处汉水(汉江)中游,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前文叙述有误,作者刚查询资料看到,此时荆州治所应该是襄阳,在此更正)
刘表于191年将荆州治所由武陵郡汉寿县迁至襄阳,不仅是对襄阳地理位置、军事防御作用的深刻认识,更是出于巩固荆州、发展经济的长远考虑。
最近些年,襄阳城在刘表的治理下,逐渐繁荣,成为汉末乱世中的一片乐土。百姓安居乐业,经济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之前黄巾起义到十八路诸侯讨董等等,许多饱受中原战乱之苦的百姓都迁居至荆州,不少人就落脚在襄阳。
因此,襄阳城对于刘表而言,不仅是军事上的重镇,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维护荆州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这个太平四年的春天,襄阳城就不再像往常那样繁荣、热闹了,而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因为来自华朝内阁大臣兼兵部部长赵云率领的十万大军,已经抵达了襄阳城下,在北城护城河外安营扎寨,即将对襄阳发起进攻。
且不谈华朝的其他三路大军,光是赵云率领的这十万纪律严明、军容鼎盛的华军,就让襄阳城内的刘表和众多文臣武将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
襄阳城,州牧府内,刘表与蒯良、蒯越、蔡瑁、文聘、韩嵩、刘先等文臣武将愁眉苦脸地商讨着对策。
华朝的大军压境,让人倍感煎熬。
刘表,这位曾经匹马入荆州、稳定荆州局势的皇室宗亲,面对华朝的大军压境,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他深知,自己虽坐拥荆襄九郡,但多年来的守成之策已让军队战斗力有所下滑,加之本地世家大族之间的利益纠葛,使得他在应对外敌时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华朝的大军压境,他想战,想证明刘氏皇族不是怂货。但奈何,他年老体衰,不可能自己提刀去跟赵云对砍,也砍不赢,只能依靠众多文臣武将,也需要听大家的意见。
蒯越直言不讳地道:“华朝兵强马壮,四路大军围攻荆州,我们应顾不暇。襄阳城外的赵云更是智勇双全,我军若硬碰硬,恐难有胜算。为今之计,或许应遣使求和,方为上策,可保主公安全无虞。”
听到蒯越开口就是求和,主座上的刘表顿时脸色就黑了,却又不敢发作。蒯良敢这么说话,自然是因为他身后还有其他支持者,不光是他一个人想求和。
这时,以智谋着、称曾经帮刘表谋定荆州的大功臣,蒯越的兄长蒯良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和谈不可取,华朝对世家大族动辄公审、判刑、没收田地家产,归附华朝也没什么用。反而襄阳地势险要,号称华夏第一城,我军应充分利用此优势,坚守拒敌,或许能挫其锐气,甚至反败为胜。”
蔡瑁,作为荆州水军都督,同时也是蔡氏家族的代表,他心中盘算的是如何在乱局中巩固家族地位。
但同时,他又是刘表的妻舅,不好明着蛊惑刘表投降。因此,他表面上赞同蒯良的主战建议,声称要加紧训练水军,准备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为刘表御敌。
实际上,蔡瑁深知,无论是战是和,只要他手中握有强大的水军,便是最大的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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