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默默地退出办公室，心情沉重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第二天一早，余书记骑车前往县政府汇报工作。下午回来时，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心情极度不佳。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想听我谈谈看法。我依旧实事求是地说：“明年工业最多可实现 500 万产值。”（实际上，能实实在在达到 200 万左右就不错了。）
余书记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人将来吃亏就是在于太老实，人家能报 1000、2000 万，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一时语塞。我心里满是委屈，这明明是按照他的要求和口径汇报的呀，怎么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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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说道：“书记，我是按照您的意思汇报和计划的，您的意图有变，我却不知道，您也没有示意，我怎么能理解呢？”
余书记有些不耐烦地说：“做行政干部，尤其是做领导的，搞政治的要灵活点，你看人家都谈一片大好形势，争取两三千万，你却说得一团糟，还说 500 万……这是什么计划？”
我据理力争：“余书记，我在会上说 500 万已经超过两套班子会议研究时 300 万的 200 万了。因为我刚到会场听见城关乡说明年实现 800 万，后来以 1000 万通过。
我就临时自作主张地把计划由 300 万调为 500 万。昨天我到会本身已是最后一个人，根本没有听到其他乡镇说什么。”
余书记很不开心地挥挥手：“你先回去吧！”
离开余书记的办公室，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你这个人将来吃亏在于太老实。”
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实本分也会成为一种错误？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工作，实事求是，就能够得到认可和尊重。可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
在后来不久的全县工业大会上，乡长方伏和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的砖瓦厂为什么年年亏损》的检讨性发言，河汊的工业在全县倒数第一已成定论，余书记因此又大失人气。并加速他调离河汊的进程。
从那以后，余书记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和器重我了。我虽然心里明白，但还是装作不知道，依旧像往常一样奔波忙碌，只是再也没有了曾经的赞扬和强有力的支持。
我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难道在官场上，真的只有圆滑世故才能生存下去吗？我不甘心就这样被现实打败，可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
1984 年春天，余书记调往县老干局任局长，方伏和成为书记，冯集乡党委秘书楚大豹调任河汊任乡长。在余书记知道自己即将调走之前，他让我陪他到乡政府院墙外边散步边聊天。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微风轻拂，树叶沙沙作响。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余书记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清朝有位宰相叫张玉书，才能出众，能言善辩，深受皇上赏识。可大臣们嫉妒他，常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时间久了，皇帝听信谗言，想加害于他，却又找不到借口。
有奸臣献计，让皇帝和张玉书同去逛一座寺庙，让张玉书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他一马，答错了立即问斩。
皇帝上楼时，问张玉书：“朕起步上楼此话怎么讲？”张答：“我主步步登高！”皇帝称赞答得好。到了寺庙里，皇帝停在一个笑佛面前问张：“这佛面对朕大笑，此话怎讲？”张答：“这笑佛是在笑皇上身边跟了一个蠢才。”皇帝大笑道：“好！好！”看完寺庙，下楼时，皇帝转脸问张：“朕现在起步下楼，此话怎讲？”张立马答道：“我主后步还比前步高。”皇帝听后大喜，连声说：“好！好！后步还比前步高！朕赦你终身无罪！”
从此，再无谗言能使皇帝加害张玉书。张得以善终。
讲完这个故事，余书记看着一脸茫然的我，继续说道：“诚实是做人的原则，不是做官的原则。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官场上的人白天脸上都罩着假面具，晚上才能看到真面目。
所以做官不但要勤奋、刻苦，勇于拼搏，而且要有机智，要善于拼搏，这样才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余书记顿了顿，又引用了一句名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接着说：“在官场中，我们不仅要懂得做事，更要懂得做人。
要学会察言观色，审时度势，不能一味地固执己见。就像张玉书一样，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巧妙应对，化解危机，这就是机智的表现。”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在想，余书记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在官场上，真的就不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吗？难道为了权力和地位，就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吗？我感到无比的困惑和迷茫。
但同时，我也明白，余书记是在以他的人生经历和经验教训来告诫我，希望我能在未来的仕途中少走弯路。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余书记的教诲，心中满是感激与遗憾。感激他曾经给予的支持和指导，遗憾自己没能更好地领悟。然而，我不会自暴自弃，我会继续反思自己的人生，思考如何在未来重新站起来。我知道，只要自己不放弃，总有一天能够重新开始，用努力和智慧书写新的人生篇章。
但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我依然没有答案。我只能在迷茫中不断探索，希望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