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为期 9 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常英也经历了务农九年的艰辛岁月。
每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常英就早早地起床，扛着农具走向田间。
那瘦弱的身影在广阔的田野里显得有些孤单。田间的微风轻轻吹拂着她的发丝，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她在田间辛勤劳作，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
婚后，我把妹妹的户口迁到了河汊，并通过当时分管工业的向主任安排她在社办厂做了一个亦工亦农人员。
那社办厂坐落在小镇的边缘，简陋的厂房里机器声轰鸣。妹妹来到这里，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她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有些沉闷的家，开始新的生活了。我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当时在生产责任制形式动荡初期，每年要出劳务工、种责任田的麻烦，我根本不在乎妹妹能不能挣到钱。
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开心一些。父母的心思我非常清楚，妹妹到了河汊后，虽然生活简单清苦，但她却开心得不得了。
常英和我结婚后，辞去了社办厂的工作，回到家中，当起了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成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岳母看着自己的女儿，眼中满是心疼。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岳母来到我家，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心疼地对我说：“在家里，就这么一个宝贝，什么都依着她。现在到婆家，田里事、家里事，都要她自己做，我怕她立不来，扛不住啊！小甄啊！你有时间要常回家帮帮她呀！”
岳母看着我说，眼睛里含着泪珠。她的话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愧疚的感觉。不过，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毕竟当年的条件就是这样。有多少公社老干部，一辈子都夫妻分居两地。
河汊两套班子里有 10 名国家干部，只有党委书记余登科是双职工，住在公社大院里。
像易主任家是外地人，调到河汊一干就是 14 年，一直过着牛郎织女式的生活，孩子一大群都是农村户口。
还有向主任，家里有八个子女，他一个人工作，每月 70 来块钱养活全家。然而，家里的农活全靠老婆一个人操心维持。
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也都能理解。
想到这里，我鼓起勇气对岳母说：“我刚到河汊时间不长，再等两年情况熟悉了，我会想办法在河汊帮常英找一份工作。
现在我只能来回照应。反正河汊离河口也不远，我尽量做到每个星期至少回来一趟。
只要有时间，我就回家帮帮她。人吃点苦没什么，反正有自行车。”岳母说：“我知道你很体贴她，这个丫头从小在家被惯坏了，脾气不好。你是男子汉，平时多让着她一点。”
我接着说：“您老放心，我们从来不吵嘴，她也没有脾气。”我说的是真话，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常英从来不和我发脾气，再苦再累都不和我说。她怕我担心，怕影响我的工作。平时她总是让着我。
相反，倒是我的脾气不好，动不动就以小欺大，有时还像个孩子，需要她哄着才不跟她胡闹。
在外人眼里，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但只有我和常英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些秘密。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虽然充满了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依然坚守着彼此，坚守着我们的爱情和家庭。
在河口和河汊之间，有一处地方，那是岳父的家。岳父家宛如一颗宁静的星子，坐落在这片土地上，而我常常把他家当作我行程中的中转站。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岳父家。院子里的老母鸡正悠闲地啄着食，时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
走进屋子，熟悉的饭菜香立刻弥漫在空气中。岳父看到我，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眼睛里满是欢喜。我在岳父家吃完饭，便带着满满的温馨继续前往河口。
岳父家的氛围总是那么融洽。岳父有 5 个儿子，可他对我却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亲。
他的眼神里总是透着一种特殊的慈爱，仿佛我是他最珍视的孩子。无论我做什么，哪怕是明显做得不太好的时候，他也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
那温和的态度就像春日里的微风，轻轻拂过心头，让人感到无比舒适。
有时候，两个星期没有走刘集那条路，下次再见到岳父时，他总会关切地问我：“最近忙什么啦？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是不是出差啦？”那语气里充满了担忧和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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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像山一样的存在。在我们姊妹们的记忆深处，他似乎永远都在忙碌，不知道休息为何物。
小时候，我们眼中的父亲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永远在旋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辛勤劳作的身影，我们从未见过他生病，也从未见他吃过一次药。
他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多得就像田野里数不清的麦穗，抵得上好几个人的工作量。
母亲则与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的身体总是不太好，眩晕病、气管炎、胃溃疡等疾病像一群恶魔，时常纠缠着她。
她的脸色常常带着一丝病态的苍白，身体也显得有些虚弱。
然而，尽管父亲脾气不好，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常常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和母亲拌嘴，甚至动手打架。
但母亲却有着一颗无比包容的心，她总是默默地把家里能拿出的好东西省着留给父亲吃。
母亲多次在我们面前教育我们：“一家人就是吃得你爸爸的饭。他脾气不好，发急，是想一家人日子能过得好一点。
你们这些孩子要晓得好歹，不要引你爸爸生气。如果没有你爸爸这个‘老黄牛’，一家人还不知道穷到什么样子呢？
你们不知道啊，你爸爸年轻时和其他人一样，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会拉二胡，会说会笑的。
可是有了你们这么一群孩子后，生活的压力就像一座大山压在他身上，他就渐渐说笑不起来了。一家人都指着他要饭吃呢。
大约在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中学要你爸爸去做炊事员，那本是个轻松的活儿，可他坚决不去。他对来劝说的人说：‘靠拿那么一点工资吃饭，快活了我一个人，这一家老小怎么办？难道喝西北风吗？’来劝说他的人听了他的话，都无话可说，只好另找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