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有像父亲那样简单地不同意大姐上学的请求，她耐心地对大姐说道：“孩子，不是我们重男轻女，也不是我们没想办法安排照管弟弟妹妹们的事。
主要是我和你爸爸都不是在公家做事的人。我们是普通的老社员，没有人能给我们和在公家做事的干部一样的待遇。”
母亲的眼神中流露出无奈与感慨。大姐满脸渴望地看着母亲，期待着能有一丝转机。
“如果你爸爸在公家做一个大小干部，就会有生产队安排军烈属她们帮助照看你弟弟妹妹，就像后面邢庄的邢长林母亲，她丈夫牺牲于抗美援朝，她是烈士家属。
生产队开她的工分，让她照看生产队干部和在外地为公家做事的干部家小孩。而我们家是老百姓，又没有人关照，这烈属怎么会帮助我们照看你弟弟妹妹呢？”
母亲微微叹了口气，语气中满是失落。
大姐听后不再哭闹，却不解地在一旁嘟囔着：“不是讲新社会干部社员分工不同，人人平等吗？怎么还会这样分三六九等呢？”
母亲无奈地摇了摇头，“傻孩子，那是宣传，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哪能当真呀！”接着，
母亲如数家珍地将她掌握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姐姐听。
“你说的那高个子叫陈在英的女孩，她的父亲是公社粮管所所长；那个叫马娟的小孩，她的父亲是公社税务所会计；那个叫周美兰的女生，她的父亲是县里的一个食品厂的厂长；那个叫曹华的女孩，她的母亲是公社里的妇女干部；那个叫冯如美的女生，她的父亲是高集公社书记；还有一个叫杨美兰的女生，她的母亲是公社供销社副主任……”姐姐听后恍然大悟。
此时，大姐的心中充满了失望。她渴望像那些干部子女一样去上学读书，可现实的却让她的梦想难以实现。然而，大姐并没有放弃，她在心中默默期盼着奇迹的出现。
那群女孩们上学放学来回都从村后永丰河埂上排成一字队行走。那是怎样一道美丽的风景啊！阳光洒在她们的身上，仿佛给她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红领巾在微风中飘扬，如同希望的旗帜在舞动。她们欢声笑语，银铃般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仿佛春天里最动听的乐章。
我们庄上的年轻人以及同龄人都羡慕地看着她们，她们成了这里流传的一段佳话。
我的父母其实也期望我的两个姐姐能像那些干部子女一样去上学读书。
那时候上学读书基本是免费的，可家里缺乏劳动力，没人做事。我们家有六个孩子，父母实在没办法，只好让两个姐姐去做事，让我这个老三去读书。
而当年我年少不懂事，竟然向父母提出了一个无理且苛刻的要求。
我的心中充满了倔强和对公平的追求。“如果我的两个姐姐不上学，我也不上学，凭什么让我去读书呢？我不读书，要和姐姐们一起在家做事。”
父母对我的想法感到很奇怪。母亲温柔地对我说：“孩子，男孩子就应该读书识字，以后才能有出息。”
我却倔强地回答：“我不认为我是男生就该在家庭中处于优势地位，让姐姐们去做事而我去读书。”这种观念在我脑海中深深扎根。
在我的坚持下，大姐开始行动起来。她背起了书包，和邻村那六个女孩子们一样上学读书。
那一天，阳光格外明媚，大姐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期待。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美好的未来。然而，只读了一学期，却因家里家外实在走不开，不得不中途辍学。虽然充满了遗憾，但大姐的努力却让人敬佩。
而二姐一直到 15 岁才开始插班到三年级，从三年级读起，读到初中毕业。
而我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主要是以玩为主，根本不像读书的样子。
后来父母没办法，请来了学校的老师来说服我。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读书是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我这才开始认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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