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写了许多许多。
说朝廷锐意改革，抑制地方豪强，控制土地兼并，保护农民利益，让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延长了和平稳定局面。
说农村是中国基层政权，是国家治理的终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村能实现持续发展，保证农民安居乐业，是国家繁荣昌盛富强的基础。
朱威看的是一个头两个大，这怎么有种看申论的感觉？
不过徐梦瑶说的也没错，不论秦汉唐宋还是新中国，农村稳定了，社会才会稳定。
如今疫情打破了农村的平衡，那么要维持这种平衡，就不能再用以前的那些手段了，而是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平衡点。
那么此时，将村中所有人变成一个集体，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有的人家没了儿子，有的人家没有父母，此时介入集体的力量，能够很快让他们走出悲痛。
信中还写了一些超前的规划，比如村办工坊，村办工坊不经县州，直接与户部对接，户部工部派人指导，这样可以避免层层剥削。
第二条更是出乎朱威的预料，信中说如今坦克蒸汽机车的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可让研究所研制可以下地的机器，比如犁地机车之类的，可以节省人力畜力，也正好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一些问题。
第三条则是建立起医疗制度，疫情之后的后遗症或者其他并发症状，可由村民自己出一部分钱，而后村办工坊出一部分钱，减少因病致贫的危机。
朱威此时想要立马飞到京城，问一问徐梦瑶，问一问她到底是不是也是穿越过来的？
其实这并非是穿越者才能弄出来的东西，而是本身就有的。
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和汉哀帝时期的师丹等思想家，认为“土地兼并”是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随着农民破产、沦为奴隶，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引发了战乱。因此，他们认为，战国以来的动荡与土地兼并密切相关，而“土地兼并”的背后，则是土地私有制的制度问题。
汉儒的观点不仅触及了社会动荡的经济根源，甚至直接指责了当时的体制。尽管大汉政权表面上看似繁荣，他们也无法改变那个根深蒂固的私有制体制。所以，解决社会矛盾的“上策”是恢复古代井田制，让土地回归国有；“中策”则是剿除大地主阶级，而“下策”则是对这些土豪进行约束，避免他们继续兼并土地。
然而，上策和中策显然只存在于理想化的讨论中，董仲舒与师丹真正的目标，是执行下策，通过皇权对土豪进行打压，但并不要求这些土豪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毕竟，皇权也不能得罪整个地主阶级，而在现实政治中，想要完全改变这一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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