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玄真君非常愉快地换了一个姿势, 改用另一边屁股来压迫肩舆。总的来说，天书对闫东楼的种种夸奖，的确是入木三分地拍到了他心尖尖上, 拍得他神清气爽、念头通达，说不出的快意与自得——与一般的官员不同，闫分宜父子之所以能青云直上, 全仰仗着皇帝一意孤行的拔擢；也正因如此, 闫东楼的才能展现得越为充分、越为惊人，就越证明他飞玄真君眼光独到深谋远虑, 绝不是眼光短浅的区区大臣可以比拟。这样间接的奉承与迎合比直接的马屁还要有效, 不能不让真君身心通泰。
不过，在愉快散淡之余, 真君还微微生出了一点疑虑——如果天书所言无误，那闫东楼用尽手腕，也不过只在东瀛干了九年而已；但以自家那种好用就往死里用的风格, 不可能会放过这样的大宝贝呀？
想闫分宜一代豪杰，古稀之年尚能纵横政坛而巍然不倒，真正是连金丹药力亦无可如何的天选白手套；难道这闫东楼子不类父, 居然这么短命不成？
好用的工具人总是很难找的, 所以皇帝都难免有了些踌躇，想着要不要在将来调整调整职分，设法延长闫东楼的使用期限。但所幸天书及时响起, 打消了这实在没有必要的怜悯：
【当然, 我们列举这诸多数字，并不是要夸耀闫东楼在东瀛的丰功伟绩；事实上来讲, 在东瀛的这九年也不过只是闫氏辉煌职业生涯的起点而已。在跟随儒望学习了第五年后，中西吕宋之战爆发, 闫东楼兼任西班牙赔款事务；第六年，中荷海战爆发，闫东楼又兼任荷兰赔款事务；到第九年他辞去东瀛的职分时，已经负责了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五国的赔款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
——甚而言之，闫东楼之所以辞去东瀛的职务，也并非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而是中枢考虑全局，认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居然还领着对倭事务的俸禄，未免太过于抬高东瀛的档次，而损伤了国际关系的格局；而以外务大臣的身份统领各国赔款事务，才能发挥闫氏的专长。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甲寅变法开展后财政收入惊人的增长——虽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书坚称，它暴涨的收入纯粹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大获成功；但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历史学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纺织厂炼铁炉将机器干出烟来，也是干不出来一年上千万两白银的；关于这匪夷所思的增长，还是英吉利银行提供的文件更为可信，它直截了当的指出：仅仅在闫东楼上任外务大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朝廷从各个赔款条约中搜刮到的净收入，就高达四千五百万两以上，占据了当时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无怪乎当时的内阁被称为“赔款内阁”了。农税地税商税都各有开支，只有赔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财，完全受皇帝与内阁的支配。钱在哪里，权力也就在哪里，随着中枢变法派直接掌握的财政份额迅速扩张，皇帝及内阁的权力也在迅速扩张，最终臻至大安一朝难以想象的巅峰。
当然，这里的“权力”并不是指诡诈权谋中所谓谋划人心的权术。如果论君主专制中如何生杀予夺放纵欲望，那大安的历代皇帝都是相当精通的；但封建时代的吊诡就在这里——皇权如果想杀人整人，那基本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皇权真正想办事，却立刻就是举步维艰，往往一件也办不成。
关于这一点，大安历朝皇帝（尤其是摆宗），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
作为大安历朝皇帝之一，飞玄真君面无表情的哼了一声。曾经雄心万丈，如今瘫在床上，真君与朝野百官纠缠如此之久，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在真君还很有人样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积极有为的举止。但一切的努力与心血终究都在朝廷这架油腻老旧滑不溜丢的国家机器中消磨为了乌有；于是雄心磨损殆尽，成了现在这幅模样。而今听来，不能不有所触动。
不过，这触动一闪而过，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却是最后一句话：
“摆宗”？到底是哪个脑壳进了水的不肖子孙，居然给先帝上这种奇葩庙号？
【
但在甲寅变法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甲寅变法的主持者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实际上，除了张、海等寥寥数人之外，穆祺闫东楼等在当时士人中的风评都相当之不咋地（想想他们在野史中的作风，你恐怕也很难期待有什么好评）。事实也证明，贯彻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钱。
自甲寅变法第三年之后，因为赔款收入暴增，海路畅通后粮食充足，内阁免去了九边及陕甘百分之五十的税赋、宽免了江南各省上缴漕粮的义务，为云贵驻扎的军户补发了积欠十余年的税负；自第五年开始，朝廷则进入了后世称之为“败家子财政”的阶段：该年各省上缴税负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万两有余，朝廷拨给各地的投资俸禄及各赈灾款项则高达两千九百万两；国库超支一千一百万两有余，全部靠赔款与海贸调配。到第九年后，事情则进入到匪夷所思的阶段——各省的财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着中央拨款，自己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成！
至此，“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形成了：历朝历代都是地方供养中央，现在一转攻势，居然变成了中央供养地方；往常地方掌握财源，还有能力与中央博弈一二，现在中枢朝廷握着所有省份的输血管，谁还能抵御内阁的意志？
政治就是财政，财政就是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了钱袋子就掌握了一切。当中央财源空前膨胀之后，内阁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至此，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者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降临了——没有地域之分，没有门户之见，中枢可以随心所欲调配一切资源，借助大一统的制度发挥出无可思议的优势；合六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天下还有谁是中土的对手？
也正因为如此，甲寅变法才被称为中华近代化的开端、新时代隐约的回响；宋元之后皇权不下县，封建时代封闭而又保守，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落到实际或许只有一二成；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脉络之后，内阁用尽浑身解数，却可以勉强将中央的意志落实三到四成——不要小看这区区一二成的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原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恰恰是因为每次变革中这一二成的优势。
执行度的提升会优化整个系统运转速度，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一隅；实际上，当变法全面铺开之后，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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