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九十万石。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印象的话，那么可以回顾大安一朝至关重要的漕运。为了满足京城及北方边军的粮食需求，自太宗永乐十六年开始，命令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每年向京师运粮三百万石；至成化年间，数字进一步上涨，朝廷定下规制，将漕运的数量固定为四百五十万石每年，从此再无变更。
若以此计算，那么仅通过海运输入京城的粮食便几乎可以与漕运的总和相媲美；京城存粮骤然暴增一倍，也难怪储备上会出大岔子。】
老子就是说嘛！这分明得怪前代的皇帝没有成算，不晓得提前在京城准备好空地扩建粮仓，又怎么能责怪我们这些大臣！
……不过，这个数字的确是惊人的。自大安迁都北方之后，由南向北的漕运已经是朝廷绝对的命脉，决定了整个华北生死存亡的大血管。究其根本，在自然条件迅速恶化之后，淤积了大量权贵与军队的京城是根本无法自给的，必须要仰仗江南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而内河的水运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运送粮食的方案，绝没有其他的备选。所以，无论耗费多大的代价，无论将民力压榨到什么地步，朝廷都必须维持这一条航路。
但是，如果海运也能运输数量相同的粮食，那政治意义可就大不一样了。
穆祺沉吟片刻，又向下一滑，果然看到了意想中的内容：
【巨大数量的粮食极大的冲击了保守的大安朝廷。而这种冲击还远没有停止——事实上，这三百九十万石的粮食仅仅是海贸威力的冰山一角而已。当时浙江江苏及淞沪一带的棉布陶器及丝绸的生产已经极度兴旺，甚至因为技术革新而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征兆。
为了解决过多的布匹与陶器铁器，当时的浙江巡抚海刚峰秉承内阁阁员穆祺的指示，与东南亚的暹罗、缅甸、吕宋等国及英占天竺签订了一份大额的供销合同，约定以工业品交换粮食，并由海商承运到天津港口，史称穆-海协定。】
……说实话，在后世文献中看到自己的名字还是蛮羞耻的，尤其是什么“穆-海协定”，听起来就很不正规。即使以穆祺的脸皮，一时也不觉微微一红。
不过他转念往好处一想，迅速又心平气和了：
——名字古怪又怎么样呢？反正又不是我背！
【不过，因为双方都没有国际贸易，所以签署的条约其实相当之粗糙。用后世的话讲，就是没有设置兜底条款——如果按条约的字面理解，那么双方的贸易是没有金额上限的，无论江浙供应多少工业品，海商都必须吃下；同样的，无论海商供应多少粮食，大安也必须吃下。违约的赔款极为苛刻，双方都很难承受。
如果以通常的眼光看，这个无上限合同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大安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国哪里有嫌粮食多的？而彼时的东南亚则是万国辐辏的海贸聚集地，海商们无论拿到多少工业品都可以顺手倒出去，一本万利。当时的英吉利与西班牙荷兰等正打得热闹，正好用中国的廉价工业品倾销死这些老冤家。
但执行的结果嘛，却是完全超乎了双方的预料。海商们没有预料到沿海工业技术进步速度的狂猛——实际上，在海刚峰大力引入新技术并充分组织劳力之后，仅江浙一带的产量便超越了十年前全国的总和，增产的潜力几乎无穷无尽，完全的予取予求；但大安同样也没有预料到东南亚的极度富庶、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英吉利的持续不做人——海刚峰给内阁的公文中引用海商的原话，认为换来的粮食大概在五十万石上下；为他背书的穆祺则认为，起码可以有一百万石的收入；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英吉利人完全可以把天竺及周遭小国的最后一粒粮食给榨出来，填饱资本永无休止的大嘴。】
穆祺毫不意外的捏了捏鼻梁，心中微有起伏。
带英一向的大缺大德是丝毫不出他的意外，简直是世界贸易史上的日经操作。唯一有些惊讶的反倒是海刚峰的升迁速度——八年九年的时间内从县令爬到正部级的巡抚，甚至有资格代替朝廷与海商谈判——这个飞升速度简直比原本历史还要匪夷所思，足以叫进士出身的科甲官员都道心破碎。
这就是先天名臣圣体吗？
……而且吧，从这个什么历史论述来看，人家海刚峰能迅速爬到这个位置，还真不是靠了臂膀和关系。所谓平淡里见真章，其余的不说，单单“淞沪的工业生产”一行小字，隐匿的便是足以彪炳千秋的大功劳——现在的松江府可不是后世的上海，因为水道密集河流泛滥，一切经济活动都很难开展；如果不是海刚峰费尽心力疏通水道兴修水利，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工业生产”，更遑论后来之“大上海”！
修水利修出个几百年的经济中心，这样无大不大的奇功，当个巡抚又怎么了？这还算委屈了呢！
ssr就是ssr ，给个舞台人家就能发光发亮，耀眼夺目，可以从历史的缝隙里都透出风采来。一般人羡慕也羡慕不来的。
穆·一般人·祺叹了口气。
【所以说，这项条约执行的结果便相当之匪夷所思。协定实施第一年的三百九十万石还只是试一试水，如果真正开足了运力执行，那么后续每年运来的粮食应该在五百万石以上——五百万石以上，这已经不是任何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了。不要说什么仓库的问题，就算真的从寸土寸金的京城挤出地修了仓库，彼时尚且原始的防腐技术也没办法储备这么大数量的粮食。只要存上几年，京城的仓库也必定会腐朽生虫。
而从风向上来看，到时候臭气漫天飘洒，第一个就要往皇宫和内阁里灌——西苑风水好，特别的聚气嘛。
到了这个地步，朝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在臭气的威胁下官僚们的办事速度变得相当之迅速。当年秋季，内阁就拟定了漕运改革的大纲，大幅度削减了北方各省上交京师的粮食定额，将漕粮缩为一百万石每年（到第二年削减为了五十万石），并根据海运的状况做了布置。东南亚稻米一年三熟，所以海运一年运输三次，内阁会根据存粮做调整，实时决定下一年漕运数量，即著名的“海漕兼用”原则。
这个改革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漕运的开销相当之惊人，为了运输每年四百五十万石漕粮，沿途的消耗便在一千六百万石左右，每往京师输送一石米，成本便在四石米以上。所以，仅仅是削减漕粮这一项措施，便为江南节省下了上千万石的粮米，至于沿途所减少的骚扰、摊派、勒索，更是无计其数。
诏令下达后的当年，江南民气便为之一舒，时人称为“自高祖以来未曾有”——从高祖皇帝以来，南方便没有这样轻松缓和的时候。
甚而言之，连保守者担心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并没有表示出过大的反抗。当时普遍有种看法，认为漕运是“百万槽工衣食所系”，一但削减后槽工无所事事，必然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但事实证明，多余的人力并没有被浪费掉。事先开设在天津青岛济南各地的火药工厂及冶铁工厂迅速吸收了过剩的劳动力，并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为广袤的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多、更新、更好的产品。
于是乎，一个美妙的正循环就此形成了——海外市场的粮食节省了人力，节省下的人力投入产业升级中，为海外市场供应巨量的商品，赚取更加丰富的粮食。
在伟大的循环中，皇帝得到了白银，朝廷得到了粮食，江南节省了人力，就连理论上利益受损最大的槽工，也在新的工厂里赚取了更多的工钱，享受到了更廉价、更丰富的粮米。每一个人都在获利，每一个人都在赢，大家赢麻了都。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正旅居中国的传教士才有感而发，提出了所谓“完美改革”的理念。
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多国大战的前夜，剧烈的冲突与斗争此起彼伏，局势混乱不可控制，无疑与大安的平静安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反差下，传教士们沉痛批评了家乡的种种乱象，以匪夷所思的热情歌颂着大安的改革——他们坚定不移的认为，由穆祺张太岳等主持的改革才是理论上最为完美的改革。没有冲突，没有斗争，所有人都能从改革中获益，所以没有人会反对朝廷的政策；“粮食的香气溺死了一切蝇营狗苟的计算”。
他们同时宣称，这伟大的改革不需要所有人都是圣人，但在利益面前，所有人都会像圣人那样行事！
至于这完美的改革由何而来，在观察了京城政治数年之后，传教士斯密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大安朝廷的成功，是因为遵从了所谓“道法自然”的原则，相信自然的智慧而非人类的造作，在自由市场中自然而然的达到了资源分配的最优。大安皇帝及内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先驱，坚定不移的信仰着自由市场、“无形的大手”。】
穆祺：？！！！
这一份惊吓可比区区的白银粮食猛烈多了。他连连揉眼，几乎怀疑自己是受刺激过甚神经出了什么毛病；虽然知道自己一番捣鼓后历史会有变化，虽然知道海贸兴盛后搞不好会有外邦的大儒为自己念经。但无论如何，这经书是不是念得太歪了一点？
老登知道他自己其实是自由主义的伟大导师吗？
要不要给你们拓印一份飞玄真君万寿帝君的青词著作，体会体会自由主义的精神啊？！
你们吹就吹吧，但这吹得是不是也太离谱了点？！
但事实证明，穆祺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因为下面还有更离谱的：
【斯密将自己在中国的日记集结出版，命名为《中华见闻·论自由之精神》。在此书中，他宣称东方的皇帝拥有着“高贵的克制”，虽然掌握的权力远远超出了欧洲一切国王的总和，却从不滥用这个权力（穆祺：啊？！）。欧洲的国王常常召开宫廷的舞会并主持狩猎，在宴会上频频干预各地的政治；中国的皇帝却常常独居于皇家的花园，很少打搅他的朝廷。
这种独处并非偷懒（穆祺：就是偷懒！），而是更崇高的品格。中国皇帝深深懂得，干预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减少权力的涉足才能使市场自由的运行。为此，他克制住了权力的欲望，尊重自然运行的逻辑。这种思想称之为“无为”或“无为而治”，皇帝为了铭刻这伟大的真理，甚至将它挂在了自己的寝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