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的确经常把皇帝的意思顶回去，至于手段，那是硬的软的都有，不过眼下这局面与寻常可不大一样啊。
这群勋贵们虽然论起打仗来，只怕个个都靠不住，全是各种各样的渣，但若是论起官场上这些事，那怕是人均白金，各种道道门清。
这件事为什么与众不同，原因其实刚才高务实自己说过，那就是“陵工非比寻常”。
怎么个非比寻常，这根源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因为儒家传统的关系，其实对于信神信佛这些东西一贯比较表象化，很多人看起来仿佛是信的，实际上是“灵则信，不灵则弃”。
我求了有用，我就来还个愿，意思是你还有点用，所以我来感谢一下你；我求了没用，我就直接当你不存在，今后也懒得再搭理你了，爱谁谁。信神信佛，在中国人这里宛如一笔生意，只是交换罢了，绝无其他文明那种愿意为了自己的神甘愿奉献一切的“精神”。
人总要有点信仰，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既然都不是真的信仰神佛，那中国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中国人尤其是传统文人，只有两种真正的崇拜，即“天崇拜”和“祖先崇拜”。
什么叫天崇拜？
中国的神话传说可能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个，在一大堆独特的神话中，有一位神灵是可以称得上最为独特的。这位神灵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西方神话中的上帝是划上等号的，但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神话传说对这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神灵有过任何详细的描述，“他”也是中华民族众多神话故事里唯一一个没有被脸谱化或者图腾化的神灵，我们甚至连他究竟是否应该用一位、一尊还是一个都没有办法搞清楚。
是的，这位奇特的存在，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老天爷”。外国人感觉自己非常幸运时会说“感谢上帝”，而中国人呢？
“老天爷保佑。”
中国的神话故事是非常连贯的，就像在叙述一段不可知的历史一样，从“盘古开天”到“女娲造人”，到“十日齐出”，再从“后羿射日”到“嫦娥奔月”，又从“共工怒触不周山”到“女娲补天”，紧接着就是“大禹治水”等等等等，似乎从来就没有一个名为“天”的神灵直接参与其中，但就是这么一个无法考证跟脚的神灵，却偏偏被老百姓崇拜了五千年。
有人说“天”就是“天帝”，乍一听似乎有那么点道理，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神话的人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古代君王都称自己为“天子”似乎只要与“天”相关，那就是正统了。然而神奇的是，中国的文学传说对于中国神话中的“天庭”、“天帝”、“玉帝”等真正实指了的对象，就完全没有那么尊敬了。
先不提《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只要读过《封神榜》就知道，神的位格是低于仙的，而仙的最高成就就是“长生不死”，是“寿与天齐”。如此可知，“天”是远远高于“天庭”众神的一个存在。
又有人说，“天”指的是“天道”，这种说法要比“天帝”说靠谱很多。但如果仔细推敲，却还是有很大的漏洞。
“天道”或者说“道”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而中国人的“天”崇拜则是远远早于此既形成的。事实上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天”崇拜就已经存在了，而从“老天爷”、“天子”等称呼中，从“人在做，天在看”、“老天有眼”等俚语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国人的先祖而言，“天”是某件或者某位被神化的存在，而绝非虚无缥缈的“天道”。
那么天究竟是什么？迄今没人能说出一个人人信服的观点，只能大致认为“老天爷”是“天道”的具体显化——但是也没能“具体”到某个特地的形象。以至于中国人祭天的时候，从来没有在人们面前摆出一尊神像，说：“这就是天”。
但祖先崇拜就比天崇拜具体多了。学界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Tribe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Shamanismrationalized)。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
思想史学家认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始现象之一，就是祖先崇拜。其他文化也多有祖先崇拜，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有其独有的特征。
思想史学者们的说法对于常人而言，算是用词比较生僻，这里就不多谈，咱们“说人话”。其中一个重要关键是，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这种“巫君合一”(即****)与祖先——天神崇拜合一(即人神合一)，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它经由漫长过程，尽管王权日益压倒并取代神权，但二者的一致和结合却始终未曾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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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从远古时代的大巫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这些着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统治权(王权)与精神统治权(神权)于一身的大巫。这和王权压倒神权之后，“巫”成为民间傩文化后有明显区别。
众所周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喜欢“封神”，把一些曾经的杰出古人尊封为神祗。但是一般人不会去考虑这件事的基础是什么——即为什么皇帝有权力封神。
因为他是“天子”，代表的是“老天爷”，而这种思想的起源，至少就可以追溯到“巫君合一”时代去。
到周初，这个中国上古“由巫而史”的进程，出现了质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它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
“德”与“礼”思想的行成，就是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
“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
周初讲的“德”，处在第二个阶段上，“德”在那里指的是君王的一套行为，但不是一般的行为，而主要是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
日久天长，它与祖先祭祀活动的巫术礼仪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而成为维系氏族、部落、酋邦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秩序、要求、习惯。
也就是说“德”首先是与“祀”、“戎”等氏族、部落、酋邦重大活动相关的非成文法规。“德”在周初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位置，与周公当时全面建立以王的政治行为为核心的氏族——部落——国家的整套规范体制，即“制礼作乐”有关。
这个“制礼作乐”的“德政”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敬”与“礼”。
接下来，孔子细化并升华了“德”与“礼”的要求，这里又要把出自《左传》的那句经典拿出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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