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说修书一封给努尔哈赤，这倒不是因为他膨胀了，而是他的确自信有这样的威望可以压制住努尔哈赤。
至少在此时，他相信努尔哈赤不敢有激怒自己的勇气。
也许漠南之战离辽东还有些太远，可是辽南之战对于女真而言，那就是爆发在家门口的一场大战了。其战争过程，辽东周边的各部，无论女真还是蒙古，现在都很清楚。
高务实在此战中不仅运筹帷幄，而且展示出了女真人无可企及的力量。他手下不仅悍将云集，而且除了可以动用大明朝廷的力量之外，还有一支随时可以化为战兵的家丁队伍，这支家丁队伍的人数还特别巨大。
怎样的数量可以叫特别巨大？反正努尔哈赤掰着指头算了算，他现在控制的人口都还不如京华在辽东所拥有各类雇工的两成，即便排除那些从事柞丝产业女工，建州左卫的人口也不到京华在辽东雇工的一半。
人口和雇工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京华在辽东的产业因为新建辽阳基地的缘故，现在有大量的矿工、铁匠等青壮为主的雇。按照京华的习惯，这样的基地一定会有护矿队、护厂队，努尔哈赤知道，这些人是可以随时化为战兵的，一定要算在京华的武装力量之中。
而努尔哈赤本身有多少兵力呢？
别看他刚刚击败了尼堪外兰，实际上他的兵力也就三千多人，还不到四千之众，这点人连京华辽阳钢铁厂都未必能拿下，何况其余。
要知道，高务实可不仅仅是京华的东家，他还是大明的兵部左侍郎，真把高务实惹毛了，说动朝廷先剿了他努尔哈赤也不奇怪。
更何况，因为人参贸易的原因，现在努尔哈赤根本就离不开高务实。
控制了辽河水道的高务实，现在已经事实上成为辽东商业的幕后天子，几乎任何大宗贸易，都难以避开京华的贸易网络。
在辽东的贸易市场上，人参、毛皮、蜂蜜、蘑菇、木耳、榛子、松子都深受关内欢迎的特产，而其中尤以人参最受欢迎且几乎不可替代。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医宝典里，人参都被列为药中上品。历代医家认为它有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治男妇一切虚症等功效，因此人参的价格一直不菲。
而偏偏此时原本盛产人参的山西上党，因为人为采摘过度，当地的人参几乎灭绝，因此人参的主要产区已经转移到了女真聚集的辽东地区，这就让辽东抚顺的边市成为了全大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人参贸易市场。
据京华这边自己的统计，女真对大明的人参年交易量均在数万斤以上，按此时的人参价格，依照人参品相的不同，大约每斤在三两到五两白银上下(注：此为《本草纲目》中记载，即约莫在万历初年的价格，而明末前夕的人参价格已经暴涨至15-20两)，所以每年交易额就高达十几万两甚至二十多万两，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女真人来说，其中的利润如何可想而知。
可以说，人参贸易不仅是女真人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更是努尔哈赤实力扩大的重要经济支柱。换句话说，此时的高务实只要扼死人参贸易，努尔哈赤的实力就要大跌，甚至出现内部纷乱，那也是没准的。
这种时候，努尔哈赤岂敢挑衅高务实的权威？
因此高务实在送走吴兑之后就直接在兵部写了信，派人走京华自家的渠道送去辽东，直接交到努尔哈赤手里了。他相信以努尔哈赤在原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水平，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关键，不会做傻事。
你不是要韬光养晦积累实力么？可以，那你就继续老老实实呆着，现在这几年别跳出来给我惹事。至于几年后，到底是你养出的力气更大，还是我搞定了辽东最大的威胁图们汗后回头来找你算账，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高务实本人对于人参的药性其实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记得后世的现代医学分析人参的成分后得出的结论是“与胡萝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参的逐渐神话过程他也很清楚。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谈不上神妙无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参就忽然变得厉害起来了，成了“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荣登“神药”地位。
方才曾说，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就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早年间，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药材。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就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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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苏轼而言，人参就和干枣一样，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当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梦溪笔谈》里就有记载，说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不过，从苏轼为满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参来看，至少普通上党参在北宋仍属普通之物，只有其中个别特产参品别高看一筹。但这也没什么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叶才值几个钱，但你要说名茶，那价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参的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而到了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每斤——原因前文说了。而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十六两白银每斤。
而人参地位大变，直接成为神药，其实还是发生在鞑清代明之后，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条。
其一便是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本来人参的命名，就有着很强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传奇小说《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影响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写了进去：“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比如，乾隆年间的着名文人阮葵生就说：“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这是明确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的地气联系在一起，至于他这个说法明显是捧鞑清臭脚的问题，那倒是不必多谈，总之这些说法加强了人参迷信，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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