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无巧不成书，但江浙海商们倒霉竟然倒得如此密集、如此环环相扣，那显然就不会是单纯的倒霉，而是京华在故意针对他们了。
这些大海商们本身也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自然也发觉出了其中的不对劲，于是私下一串联，最后便决定去太仓开个会。
之所以要去太仓开会，主要是由于王锡爵的关系。王锡爵乃是苏州首富，只要南京的魏国公府不出来争抢名号，那他大概率也是东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级别的人物。
不过这并不是江浙海商去太仓州开会的主因，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王锡爵本人目前仍处于丁忧之中，他确实没法在此时离开家乡——这种举动对于他天下至孝的名声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就只好让别人来迁就他了。
不过，众海商一到太仓就赶上了一条大消息传来：申时行的信使虽然姗姗来迟，但总归是到了，并且带来了京华的“宣战书”。
一阵哗然之后，海商们分成了两派。
大多数江浙海商对于京华的狂妄显得义愤填膺，纷纷叫嚷着要让京华好看。主流说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天下公理，膺惩此獠！
客气一点的说法则是：高龙文此举属实不智，但恐怕是有小人游说其中。然我等谦谦君子，岂能效那匹夫之举，动辄喊打喊杀？不如先联名致书白玉楼，使高龙文知晓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转意，庶几两全其美。
只不过，在这两派的背后，还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惩派，或支持协商派，可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觉得己方根本斗不过京华，还不如早些投降，干脆遂了高务实的意算了。
这最后一种人其实并不笨，也不是天生软骨头，只是他们的生意实在离不开京华。
江浙海商并不是个个都以贩卖丝绸为生，还有很多人从事的买卖是需要从其他地区拿货的。譬如说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从景德镇运过来，而长江航运的霸主毫无疑问也是京华。
用京华的内河航船运输物资，不仅船只优异、运输价格波动小，而且京华的面子也足够大，沿线各地都不会有人敢对它设关设卡，这些优势都是其他航船远不及的。
甚至还不止是有景德镇的瓷器，京华自家的禹瓷(钧瓷，避讳朱翊钧)也是被追捧上天的热门好货，这让瓷器海商们怎么敢轻易和京华撕破脸？
义愤填膺又如何，难道真就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一时气愤，便敢说老子不吃这口饭了？
更不要说朝廷搞漕运海运并行之后，一旦黄河有事，江浙海商还有不少人搞运粮的买卖，而江浙一带的农业，现在实际上以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大部分的粮食要从湖广一带运来。
这就又转回了长江航道的问题，一旦京华不供货，他们要运什么？运沙子去燕京，插标卖首送人头吗？
所以这样一来，其实只有丝绸海商们是“不怕事大”的，因为京华至少现在还并未涉及丝绸产业——其实有也是有的，不过京华做的是辽东的柞丝，双方的产品档次不同，针对的买家不同，跟他们不存在直接竞争。
这样一来，与会众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得王锡爵这个地主头大如斗。
王锡爵本人当然是强硬派，他是苏州首富嘛，是大明苏丝、苏绣产业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务实的脸色吃饭。
只是他的身份却严重限制了他，使他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
一来他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必须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能仅凭自己一时喜怒而表态。
二来他和高务实不同，高务实作为经世实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平时就敢展现自己有钱这个事实，甚至把赚钱当成一种实践其经世实学理论的手段。
可他王锡爵是心学大佬，之前已经说过心学属于“道德实学”，重点在于道德，所以他历来都是表现出一副视钱财如粪土的形象。如果因为京华现在的做法他就立刻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要与之一战，则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毁了。
由此可见名声有时候真是一把双刃剑，高务实偶尔都要受其所迫，又何况王锡爵这种身份？
再加上王锡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回朝之路被高务实几近堵死，对高务实更是暗恨不已。
因此这次会议中的王锡爵简直憋屈得想揍人，明明恨不得跟京华来个总决战，但偏偏还要把话说得极其委婉、极其圆融、极其“顾全大局”，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不过王锡爵到底是王锡爵，他知道此时绝不能激化内部矛盾，只能先尽可能的把人团结起来，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这样才能有资本和高务实较劲。否则丝绸海商与其他海商一个谈不拢直接一拍两散，到时候光凭丝绸一行，肯定斗不过京华。
所以他先劝大伙儿平静下来，且先在他这里休息一日，好好思索其中的利害关系，等明日大家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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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对于他一个强硬派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在冲动之下，其勇气是倍增的，王锡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华“宣战”，那就应该趁今天很多人被愤怒冲昏头脑之际来行事，甚至最好搞一个表决，搞一个联名信之类的东西出来，白纸黑字就没法抵赖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干。
但王锡爵显然有他的考量。
他不是单纯的苏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论名望、论资历、轮人脉，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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