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予权和追责。
予权关乎到权力平衡。
实际上，从秦到唐的近千年，每一次王朝的迭代，新的开国君主都会吸取前朝教训，进行新一轮的予权。
从秦的丞相，到汉的尚书台，再到隋唐的三省六部，都是重新予权的演变。
通俗来说，你不能给到一个官员超出他职责范围的权力。
而且为了稳定官僚体系，还必须不断将原本属于一个人的权力分开，给多个人。
君主时代的权力是上控下，而不是从民众那里让渡过来的。
由于权力只对来源负责，上控下的权力本质是维稳，而不是真的去发展民生。
在古代的这种情况下，上一级有绝对的权力。
这种绝对的权力，对于掠夺资源实在太过便利。
它能一边把自己装扮得为万民请命，一边通过看起来不得已的明目来为自己赚取私利。
如果被掠夺者中有人有怨言，那就发动另一批人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直到那些有怨言的人全部闭嘴。
古人当然也知道权力不受控带来的危害，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就是起到监察的作用。
也就是所谓的追责。
追责的这一套体系，在这近千年也有它的演变。
因为监察权本质也是一种权力，是权力就存在着利用它谋取自我的私利。
所以监察权的赋予，和行政权一样，也在往分散的方向走。
例如汉代的刺史，最开始是监察的官员。
到了唐朝，御史大夫已经只是荣誉头衔。
监察衙门有御史台，御史台还有台院、殿院、察院。
另外官员犯事，刑部和大理寺都会参与进来。
而且还会定期派遣监察御史巡防全国各道。
总体来说，在大唐，予权和监察已经非常成熟。
但即便如此完善的体制，依然有它巨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追责的失灵。
追责为什么会失灵？
追责的上一步就是监察，监察的主力还是官员。
在古代，官员的利益在某种上是相通的。
例如一个监察的官员，以后可以进入行政体系，甚至成为宰相。
既然如此，那他在监察的时候，怎么敢把行政官员上下得罪一遍呢？
所以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走监察的流程，做该做的样子，最后找几个不痛不痒的来背锅。
这就是古代这套成熟体制下，最大的漏洞。
靠官员监察官员，当然可行。
但如果只靠官员监察官员，那肯定不行。
只靠官员监察官员，会漏掉监察最关键的一步：追责。
李倓的这套民意调查机制，是在监察中加入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不属于官僚，而是那些没有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广大民众。
等同于给了民众一部分监察权，进一步演化成一定的人事左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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