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沐的话，道理他都懂，但真正做起来，牵扯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
“你说得对。”
陶宏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仿佛下定了决心。
“一退，人心就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这份处置方案，就按组织部和纪委研究的意见，原则上通过，下次常委会正式审议。该移送的坚决移送，该处分的严肃处分，该调整的及时调整。对于说情和压力……我来顶住。”
他重新拿起那份干部处置方案，眼神恢复了之前的锐利：“不过，在坚决处理的同时，我们也要把‘立’的工作做得更实、更快。组织部提出的那个一线干部提拔使用方案，要尽快上会，尽快落实。要让全省干部看到，省委不仅对F败零容忍，对担当实干者也绝不亏待！你那边，营商环境的正面典型，该宣传的要宣传，但就像你说的，要把握好度。我们既要展现铁腕，也要传递温度，更要给出希望。”
两人的沟通，再次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李东沐能感觉到，陶宏伟虽然内心有挣扎，但推动三南省走出泥潭、重塑新生的总体方向是坚定的。这至关重要。
离开陶宏伟办公室，走在S委大楼空旷的走廊里，李东沐的心情并未轻松。
干部处置是一道难关，吴天明留下的关于“体系”和“软性渗透”的线索，则是另一片需要小心翼翼穿行的雷区。他想起吴天明提到的那个“边J发展研究院”和“丝路文化传播公司”，这些机构就像是寄生在旧体系上的藤蔓，主藤虽被砍断，但它们的根须可能已经深入土壤，甚至开始吸收新的养分，尝试攀附新的支撑。
回到省政府，他立刻叫来了省委宣传部分管新闻出版和理论工作的副部长，以及省政府研究室主任。
“最近关于三南省发展道路的讨论，学界和舆论界有些什么新的动态？”李东沐开门见山。
宣传部副部长扶了扶眼镜，谨慎地汇报道：“总体上是积极支持改革发展的声音占主流。但也有一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边J地区发展是否应该有区别于内地的特殊模式、‘反F败与保持地方活力如何平衡、历史形成的利益格局调整是否应更注重渐进性等方面。”
“这些讨论基本都在学术和政策探讨范畴内，但个别文章和发言，隐隐将‘法治’、‘规则’与‘地方实际’、‘灵活性’对立起来，认为过于强调前者可能会抑制‘特色’和‘活力’。发表这些观点的，主要是一些本地学者和退休老干部。”
研究室主任补充道：“我们在做相关政策研究时也注意到，有些咨询报告，在分析三南省情时，会过度强调历史包袱和特殊复杂性，从而推导出对某些改革措施缓行、变通的建议。这些报告的撰写者，往往与省内外一些特定研究机构往来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