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一直认为，唐宋时期正处于华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点，简单来说，就是华夏的各种技术革新与进步、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各种文化积累之下，已经到了一个作为中央朝廷必须改变以适应的地步。
王安石的变法，以及宋哲宗亲政后一直致力恢复“熙宁新法 ”的章惇，这两位改革家大约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一生都在谋求改变。
但前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走的是君王与少部分精英人群共治的小政府模式，偏偏这少部分精英人士，代表的又是最顽固的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大地主阶层。
王伦曾经非常仔细地研究过王安石的诸多新法措施，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若是能够推行得当，也不失为良法。
就比如王安石主导的市易法，其目的就是打击商品垄断、信息垄断、囤积居奇、恶意倒买倒卖，从而打击大商人，活跃市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市易法若能得到彻底的推行，那么盘活的就将是前宋最为广大的中小商人群体，其重要意义已不需要多言了。
但是很可惜，前宋的制度决定了大地主阶级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带来的行业垄断、地区垄断，至于其他百姓们的未来活路，他们根本不在乎！
所以王伦称帝后，有意继续推行改革，首先谋求的是谈判，也就是与江南富商们谈判，朝廷给他们寻找更多的产业，但他们也得放弃相当一部分垄断权力。
可惜没谈拢，王伦便只能派孙安、李逵等将领大杀特杀，杀得江南士绅们人头滚滚，终于老实肯听话并且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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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安石与章惇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暴力机器，仍旧试图在大地主大商人集团构筑的稳固模式内部进行谈话，无法掌握主动权。
王伦的做法则是，他要让朝廷坐在桌前负责划分蛋糕，但大地主大商人们不同意，那就乌鸦掀桌子，踏马的你们都别吃了，老子再换一批人上来！
前宋浪费的另外一个机会，则是前宋昌盛的文化风气，对武夫的病态过度压制，导致民间普遍存在的一股怨气，那就是凭什么唐朝时汉人大杀四方，到了本朝得跟北方蛮夷平起平坐？
王伦靠着立国以来积极的、甚至带着有些过于追求暴力方式的对外征战，极大地缓解了民间从上而下的这股怨气，强行扭转了前宋的内敛，将其转化为唐朝时的那种包容和大气。
汉军无往不胜的对外战绩，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汉人乃至中原百姓们的士气，可以说战争反而是最简单的，王伦现在要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引导这股风气继续前进而不会反复。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朝廷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汉军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对外优势，转化为能够让天下普遍受益的经济优势，并通过立法、司法、有效运转的制度，将这种优势长期保持下去。
这件事若能打好基础，并延续个三代人，那么就会形成某一种新的路径依赖，保证在他死之后，新汉未来的道路不至于走得太过于偏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