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商业和金融的兴旺。由于周边地区战火不断，江浙地区的商贾地主和银行家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租界内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赢利。
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来沪避灾后，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
当时魔都的六大百货公司营业空前兴旺，商家为进一步招徕吸引顾客，大肆装修门面。金陵东路的小吕宋百货商店把商场的地面全部翻新，采用厚玻璃内装电灯，每晚灯火辉煌，进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宫。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后每天平均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据商店老职工回忆，当时天天生意兴隆，“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五六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营业额较1938年增长了5倍半，利润额更增长11倍以上。
据魏斐德的记录，“至1941年初，魔都出现了奇特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致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
但是，“孤岛”的所有繁荣都是畸形和糜烂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财富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其余的都是待宰的羔羊。
“孤岛”时期，物价长期上涨，投机活动猖獗。1939年前后，尽管生产迅速恢复，效益好于战前，但是很多工厂还是借种种理由将工人工资按战前的70%~80%发放，劳工阶层的境况实际上趋于恶化。
据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1940年前后魔都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一书中披露，在战前，魔都工人生活费支出中，食物和房租分别占53.2%和8.3%，而到1940年，食住开支占到了总支出的82%以上。如果说，1936年魔都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那么到1941年3月，食品价格是774，房租是385，燃料是636，日用杂品则是599。
当时的报纸用无奈嘲讽的口吻报道如下：“物价像被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铜圆银币全搜刮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做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
所以，对于后世的年轻人而言，不了解资本的恶毒和三座大山的压迫，就想不通为什么青白党会失败。
魔都经济的畸形繁荣，也说明秦笛的决策没有错，将神龙自行车厂和万国手表厂留下来就对了。
这两家工厂都有经理监管，用不着秦笛亲自出面管理。
秦笛既然发现日本人对船运区别对待，并没有封堵欧洲各国的船只，他倒是略微舒了一口气，至少一些紧缺的物资还可以进口，只要通知老约翰，用美国的船只送过来就行，不是像他一开始想的那样，要等八年之后，再进口粮食和棉纱了。
与此同时，各地的“慈安外科医院”还在照常开业，因为战争的缘故，受伤的人很多，所以医生护士都快忙死了。
“慈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还有六成的老师和学生留下来，这些人也继续照常上课。有些学科缺乏老师，这在魔都而言不是难事，因为这里有很多欧美洋人医生，比如说犹太人，拖家带口逃难来到魔都，其中就有一些医学背景的人士。
明州家纺虽然撤走了一半的人员，但在魔都的部分还在继续经营，生产规模并没有减少，等于在重庆再造了一家企业。
大伯秦汉良一家暂时还是安全的，因为日本兵还没有进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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